曹小航 王佳璐

 2010年王晓林年仅35岁，时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处副处长，是其中唯一来自检察系统的干部。在接受近一个月的入藏培训后，同行的上海市第六批58人的援藏干部从上海飞往拉萨。援藏三年，他在西藏日喀则市检察分院挂职副检察长，参与部署和查办了一系列大案要案，出色地完成了上海市委和检察机关交付的任务，获得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授予的二等功。

从硬骨头入手

王晓林从学校毕业，十多年来一直在刑事检察条线的摸爬滚打，积累了丰富的办案经验。他先后分管反渎、民行检察和公诉等业务部门，办过一系列疑难大案，其中就有上海市普陀区原区长蔡志强受贿等轰动一时的案件。

入藏前，他手里还有一件重大的出口退税案件。该案涉及10余名犯罪嫌疑人，涉案金额上亿元，案件线索和证据情况极为复杂。要离沪了，此案固然可以转手他人，但为节约执法成本，不给同事增加负担，他加班加点花了不到二十天，赶在离沪前审查起诉了。几个月后，他又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，对这起纷繁复杂的大案出庭公诉。

拥有办案能力、经验和高度责任心的王晓林，带着上海检察机关的重托去了西藏。胸闷、头晕、失眠，王晓林是捧着氧气瓶开始援藏工作的。到达海拔四千多米的日喀则地区的当晚，他躺在床上测了脉搏，心跳每分钟竟有一百二十，大脑胀痛得似乎听到血液流动的声音。一周后，身体逐渐适应少氧环境的他便投入了工作。

接受第一个案子后，他很快意识到，藏区的反渎工作绝对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

这年9月，王晓林在听取下属汇报工作时，留意到一起渎职案——某县商务局局长、建设局局长涉嫌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案。该案立案侦查一年，至今未能提起公诉。

很快，他就找来了承办检察官进行沟通。检察官表示，由于少有涉及矿产资源开发的案件，难以找到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定罪。他二话不说，调来卷宗，花了一周仔细审阅，又上网查找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等仔细参读，将案件证据与事实一一进行对照，初步断定两名嫌疑人涉嫌犯罪。随后，他三下某县，带领办案人员对相关证人进行调查取证。后连续加班三个昼夜，对几名嫌疑人进行讯问，终于突破了案件……

然而，该案最大的难点不在于案件的复杂性，而在于查案中的重重阻力。他清楚地记得，有一次他磨破了嘴皮子，终于攻破一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，得到了有罪供述，本以为凭借这份关键口供可以查清案件，不料当天深夜11点，这名被取保候审的嫌疑人又到检察院翻供！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检察院依法对其进行了拘留。

第二天一早，县检察长受到了当地负责人的责问：“你们拘留这个人却不报告！”“地方政府干部犯事，地方政府的形象当然也会受些影响”，王晓林笑着说，“可是都已经拘留了，他们还能怎么办？”

当然，王晓林也有自己的办法。他花了一周详细地撰写了3万余字的侦查终结报告后，带领承办人前往自治区检察院向主管领导汇报案情。自治区检察院当即表示支持，使案件得以顺利移送起诉。

从细微处改变

办案中的阻力不仅有来自外部人员的干预和抵制，还有来自内部人员的执法理念问题。对此，王晓林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——依据法律规定，律师只要凭借律师介绍信、委托辩护函等相关文件，就可以前往看守所申请会见犯罪嫌疑人。而当地有时不允许律师接待当事人，也不允许律师阅卷。

不仅如此，王晓林发现当地案件判决后，承办人有不向领导汇报的情况。他立刻要求整改：“根据规定，一审法院做出判决之后，五天之内要进行审查的。这涉及到抗诉和不抗诉的问题，直接影响当事人的权益。”

从法律程序操作到办案流程梳理，王晓林感觉自己说的最多一句话就是——“这样不规范。”

“最大的问题，是人和人之间观念的差异。毕竟两地社会发展背景不一样，对一些法律问题的认识有冲撞。”通过观察和接触，王晓林认识到，缺乏程序意识是导致不规范的根源。他决定从基础的改变做起，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上海的工作经验。“就算是最微小的改变也是值得去做的。”

2011年，在他办理一起涉及农牧民安居房重大质量问题的渎职犯罪案时，还指导撰写了《农牧民安居工程建设中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对策与建议》。该文获得了当地地委、行署的高度重视，相关的主要领导对此做出了批示，印发到地区各有关单位，要求整改。

桥梁和纽带，这是王晓林对自己在援藏任务中的定位。在抵达日喀则后，他对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调研，了解需求，收集并统计援藏资金需求的数额和具体用途，并撰写情况汇报给上海联络组。最终，他成功为日喀则检察分院争取到了510万元的援藏资金。

另一方面，他又是汉藏两边的文化使者，有的放矢地组织两地的互访活动。他说：“在面临汉藏文化、宗教、民族等多方面差异的同时，要理解地方文化和观念，用融合的方式去化解碰撞。”他回忆起自己初次面对糌粑无从下手，地方干部便教他怎么吃。如今他已经能笑着告诉上海来访的干部们，糌粑要用酥油茶慢慢和着吃。

从家庭中汲氧

问起他援藏面临的家庭困难，王晓林却一再强调：“老婆和儿子挺支持的，儿子为我感到很自豪，他说爸爸是英雄。”

其实，他们一家和上海普通的三口之家一样。当时王晓林的儿子刚进入小学，正需要父母呵护教导的年纪。他的妻子是钢琴老师，上班并非朝九晚五。有时当儿子刚放学到家，妈妈也许才出去教书。援藏前，王晓林告诉领导：“家里人完全理解、完全支持的，家里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”

然而，就在他援藏的第二年春节前夕，一直照顾他儿子生活的岳母，在为家里打扫卫生时，不幸摔伤而突然离世。王晓林得到噩耗，匆匆赶回上海，心情沉痛地抚慰家人，觉得格外内疚……

三年里，王晓林面对的不仅仅是恶劣的自然生活条件，还有两地人在宗教、工作和生活意识上的巨大差异和反分裂斗争的特殊环境。王晓林直言自己有过很多的不适应，以至于接到八岁儿子的电话：“爸爸，我好想你。”他会情不自禁地落泪。

王晓林说：“在西藏，我们缺氧不缺精神。”援藏，使王晓林看到了一个新的境界——逆境里最需要的是一颗永恒不变奉献的心，这颗心会给人以勇气和力量，能推动着人坚韧不拔勇往直前。

（本文发表于《上海支部生活》2015年04下）